A/港市場脈動：三中全會臨近的象徵意義

“你知道我的方法。它是建立在對細節的觀察之上的。” —— 柯南·道爾（1891 年）《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夏洛克·福爾摩斯

關鍵點：

• 一位新的製度經濟學教授出現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協商會議上具有像徵意義。
• 中國的成功歸功於制度改革，而不僅僅是低成本勞動力。
• 改革降低了系統成本，提高了競爭力和經濟成長。
• 目前的挑戰包括系統成本上升、抑制經濟進步。
• 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或將與十年前的改革決策相呼應。

習近平總書記 5 月 23 日政協會議的顯著象徵意義

隨著中國領導人為期待已久的二十屆三中全會（4月30日宣布將於7月召開）做準備，5月23日由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的私人企業家和經濟學家協商會議引發了猜測最高領導層可能正在為國家轉向更親市場的改革做好準備。

近年來，中國領導階層的溝通主要強調國有部門和產業政策。這些產業政策是國家行動，旨在分配資源支持選定的產業，以實現具有重大政治利益的政治進程所確定的目標。雖然對產業政策的關注仍將是中國發展戰略的核心支柱，但將經濟學教授周其仁納入協商會議的九名發言人之一表明，最高領導層可能會利用他的市場導向觀點以及他攜帶的用於發送訊號的符號。

周認為，交易成本、組織成本，最重要的是製度成本的大幅下降，是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裡實現驚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重要中國經濟要重拾成本優勢並實現突破，而不是依賴總需求刺激和產業政策。

雖然我們告誡不要過度看重周本人或整個學術界在中國領導階層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審議，但其中的訊號意義很難忽視。周已經離開聚光燈很長一段時間了，他以對中國經濟驅動力的另類觀點而聞名。他的新制度經濟學根源由羅納德·科斯首先推廣，強調制度安排在經濟、產權、交易成本和政治經濟學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這種方法與主導主流經濟學界的新凱因斯主義方法或中國共產黨作為經濟思想最高指導原則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明顯不同。

此外，習近平總書記很少親自主持與私人企業家的諮詢。在過去的十年裡，除了最近的一次之外，上一次由習總書記主持的私營部門磋商是在2020年7月疫情期間，而上一次是在2018年11月，當時中美正捲入一場新冠肺炎疫情。這次習總書記在三中全會前夕召開這次會議，將制定中國長遠戰略方向和發展模式。這次會議選擇周恩來作為發言人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可以發出訊號。周在會上所說内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所認爲的周的代表意義。

周教授代表什麽

周認為，中國的經濟奇蹟不是低成本勞動力的結果，而是全系統的製度改革和經濟開放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制度成本」的結果。周（2017）將「制度成本」定義為執行產權和契約的製度架構運作過程中所發生的成本。中國改革的本質是「透過分散超級國有企業的權力來重新定義產權」（周，2010）。認為中國經濟成功完全歸功於廉價勞工的說法過於簡化。經濟改革之前，中國的勞動力更便宜，但該國並沒有經歷同樣的經濟繁榮。如今，世界上許多國家也提供更便宜的勞動力，但它們並沒有複製中國的成功。這種差異凸顯出僅靠低勞動成本不足以實現經濟轉型。

如同周（2023）所指出的，關鍵因素是將這些投入轉化為更多有競爭力的產品。這需要在支持性制度架構內進行有效的組織和運作，以降低交易成本、組織成本，最重要的是系統成本。在改革之前，中國高度集權的經濟體系類似於“超級國有企業”，深受效率低下和組織成本高昂的困擾。透過分散經濟控制和重新定義產權，中國顯著降低了這些成本，從而增強了競爭力。中國最初的改革，例如從集體農業轉向家庭農業生產承包責任制，以及隨後允許建立私人企業吸收從農業活動中解放出來的勞動力，都體現了製度變遷的影響。這些改革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率，也為不斷發展的工業部門釋放了勞動力，為中國製造業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此外，中國對全球市場的開放和參與，以加入世貿組織的經濟和監管改革為重點，說明了製度支持在利用低成本勞動力方面的重要性。

周（2023）認為，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由於稅收和收費增加、地方政府推高土地價格以及更多監管導致成本急劇增加，中國的系統成本一直在快速上升，以及國家驅動的都市化的低效率。這些變化阻礙了經濟進步。他為中國經濟開出的處方是透過改革開放和創新來降低制度成本。透過簡化法規、提高透明度以及更好地定義和執行產權來降低系統成本對於促進成長和創新至關重要。

與 2013 年做出的潛在變革性決定相呼應

在我們於 2023 年 10 月發表的文章中，我們曾提出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是否會成為中國經濟戰略的關鍵時刻，如中國領導層 10 年前公佈的藍圖中所勾勒的那樣，可能會擁抱市場化改革並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承諾深化市場化與私有化。然而，這些年來這些措施已經逐漸消失。如上所述，5 月 23 日的會議讓人看到一絲預期，即今年 7 月即將舉行的三中全會可能會呼應 2013 年的決定，這與投資者對其結果的悲觀預期相反。

結束語

我們要再次強調，中國最高領導人堅持以培育新生產力為核心，這一理念植根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致力於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以促進自力更生和全面的國家安全，他們在經濟去槓桿和遏制大型私人企業壟斷力量方面的策略舉措將繼續存在。我們正在探索的是，最高領導層是否正在發出信號，表明他們準備調整其戰略發展模式，至少在戰術上，以培養市場和私營部門。重要的是要記住，過去幾十年來，中國領導層在引導龐大的中國經濟方面表現出了非凡的務實精神。調整經濟運作制度框架改革的「紅綠燈」策略上轉向綠色是可行的。

我們並不是因為周其仁在5月23日的政協會議上講話而預測7月的三中全會的結果。我們只是在探討可能發生了什麼，使得周高調出席會議成為可能。我們希望，將這一非共識觀察視為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可能性之一，將有助於投資者更好地準備好解讀 7 月召開的三中全會的結果。